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社会上到传抄一些诗词，都说是泽东主要的，难辨真假。我抄了许多诗词，不好直接问泽东，就利用舞休息的机会拿来问朱德委员长。朱德看过后，默默望住我，神情严肃。我小声问：“总司令，是主席写的吗？”朱德缓慢他说：“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。主席是唯主义者，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。”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表达来，稍停片刻，又说：“社会复杂，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能辨清的。你们年轻，不要轻信小消息，更不要跟着传抄。

我的觉，王光同志很了解社会，熟悉社会上发生的各事情。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几名女团员说：“你们年轻，社会经验少，要懂得护自己。社会上还存在坏人，要有警惕。有的坏小故意买两张电影票，把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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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队改军装，取消军衔，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。改装后一次去中南海任务，领导叫我们全穿上新军装，说：“叫咱们总司令看看。”

还有一次是在冬天，天气预报有大风雪。我听朱德的卫士说，总司令患有糖病，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。舞休息时，我坐到朱德边。我是军人，很少叫他朱委员长，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。我说：“朱总司令，除了舞，您还作其他锻炼吗？“朱德说：“还爬山，明天就得去爬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，明天有文风雪，天气预报广播了。朱德说：“大风雪也得爬。不爬不行啊厂我问：“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。朱德连连摇：“不行不行，有人对我搞专政，他叫爬就得爬。”我小声问：“谁呀？是主席吗？”朱德摇，像怕事的孩一样凑近我悄悄说：“医一一一生一一一”

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，像浸在八月光照下的海中一般温柔和。接着；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。王光同我握手时，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发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心里忽悠一，圈一下了。我真想偎到她怀里。当我接受母亲抚时常有这觉。

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，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，总是说少奇同志。这称呼有一特殊的亲切。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，里着笑，嘴角漾着笑，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。真奇怪，从见到他第一.我就没有任何张拘束，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肃然之也没有，只是一味到亲近。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，落落大方地问候：“刘主席，您好。

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“枪！”重复了四五遍。重复得手脚发僵，上冒汗，两发，别提多张、多尴尬、多狼狈了。我忍俊不住，扑哧笑声。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，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于是，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。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张狼狈，索捂住肚格格地笑成一团。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染力了，直笑得前仰后合，还不时着笑的睛。

“今天第一次来。小王，王学文。”老同志介绍。

“谢谢。你是新来的同志吧？”

此后，我曾多次和王光接。她生得端庄秀丽，情温柔开朗。当她坐在靠门的一张简易沙发上，注目共和国主席舞时，总是带着静溢无言的微笑。当她走下舞场时，她又是那么烈、萧洒、青洋溢。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。有次她参加“四情”回来，一直等到夜里十二，等到泽东来。我看到她与泽东坐在大沙发上，汇报农村形势和工作情况。她讲话声音不，显沉稳练。偶尔作个手势，泽东便跟着。那次汇报时间不短，我们和乐队等着。泽东朝我们挥了一下手：“么，你们先么。”于是，乐队奏起了乐。而王光同志仍在那里汇报…

在藕斋，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边，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，显得很激动。她说：“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。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。红领章、红帽徽

在朱德委员长之后，第二十走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。

朱德情地望着我们.没说什么。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在翕动，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：好，很好。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有颤抖，睛邃。舞的乐曲响了，他没有动，他在沉思。文工团员们互相用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，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。

不久，街上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。此后，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藕斋来。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，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