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成的成绩薄，沉思着嘀咕：“成绩都是不错么。工农兵有实践，有些知识没有学不能怪你们…”

我说：“主席，既然学习了，我还是想继续上学。听说警卫局保送一些人上了外语学院，我们常接待外国人，这方面有经验

泽东思考片刻，说：“有三条路你们选择。第一条，继续上学。第二条，回中南海分工作。第三条是去公安局。怎么办你们找汪东兴去商量。”

我们到汪东兴的住找他，转达泽东讲的三条。他请我们三人吃了顿饭，说让他考虑考虑。

不久，我们得到通知：上学的事经联系不行，叫我们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。

李连成被分到北京市公安局四《警卫》，我和胡秀云被分到五所属的北苑劳改化工厂。那时，我们只是从电影小说中了解一些公安人员，心目中他们都是英雄。第一次走大铁门.充满神秘和庄严。胡秀云到劳改人员女队任小队长，我任教事。

可是，走人警备森严的大铁门后，我们立刻陷迷惘、疑惑和的失望之中。这里的一切与电影、报刊、广播所宣传的都是那样不同。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南海，太缺少社会经验，不了解社会真实，竟至目瞪呆。正值国家困难时期，泽东教育我们的话与他本人的榜样是那么动着我们，这里却完全是另一样。领导每天大鱼大吃喝挥霍惊人。大铜家明晃晃的，没有一天下是吃喝酒，连办公室里都是酒气熏人。教用犯人当勤务员当保姆，铺床、饭、洗衣等一应服务都是使用犯人，而且总是虎起一张吓人的脸孔.一张嘴就是吼骂，从来不会好好说话。

犯人也是人哪。我看不惯这里的黑暗腐化，没去多久便提意见。领导惊诧地瞪住我看，好像看火星人似的。接着一声吼便将我轰门。没过多久，我的事便当不成了。我也被调去下在劳改队当小队长。

胡秀云也遇到了麻烦。她一下去。犯人见了她就像老鼠见了猫，一一个胡队长，哈腰，抢着为她服务，说奉承话。胡秀云哪里见过这场面？她觉受不了，想和女犯人们正常谈心，讲理。于是，其他教便责怪胡秀云，怪她没有”凶劲”失了威风。

不过，许多犯人却很快接近胡秀云，常常向她哭诉一些实情和心里话。其中一名北京医学院的女学生，叫胡芷云。

胡芷云是名材生。中苏论战公开后，她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的某些观持不同看法，因而被捕，送劳改队。“九评“发表后，她在学习中表示放弃过去的看法，并且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。这表现本该获得从宽理，但她得罪了某些领导。非但没有从宽，反而被从严，延长教养期一年。她向胡秀云哭诉：“我认识了错误反而从严，我不服。可是上告无门.你救救我吧！求求你，我还年轻，我想回学校学习啊…”胡秀云对这事情自然看不下去，便去问中队长：“人家坦白从宽，为啥还要延长教养期？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么。”

中队长睛飞快扫视周围，然后放低声说：“你别那么多，小心穿小鞋。

当时，我们夫妻换所见所闻，简直以为是梦。为什么现实与宣传差距这么大啊？为什么党的政策。中央的指示到了下边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？我们决定去看望泽东，汇报我们离开后的工作情况，诉说思想上的疑惑和苦闷。

星期天，我给泽东值班室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。她报告泽东，泽东请我们下午一去。

下午，我们夫妻俩在游泳池的台上再次见到泽东。我们汇报工作情况，着重讲了对三类人员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况，突举了胡芒云的例。

泽东静静地听着，对某些公安的不正之风以及胡芷云事件始终未表一句态，甚至也没任何表情变化。只是问我们的生活、学习。工作。最后，只意味长他讲了两句：“社会的复杂你们过去没有经验，以后见多了，还能不能持信仰？持革命？这是考验。

我们回单位不久，公安谢富治、汪东兴带工作组来到劳改工厂，作了调查，写一份材料。泽东阅后批示：看来确有其事。对劳教人员不要铁板一块，要给路。免予劳教，送回学校继续学习。

调查中，我们夫妻回避了。可是，劳改工厂里仍然谣言四起。说胡芷云是胡秀云的妹妹，她们名字只差一个字。是替妹妹告御状，走后门。基层负责人对抗，不愿改正错误。胡芒云哭过多次。后经公安直接关心，才获释放。泽东直接指示：给胡芷云发生活费，叫她重新回校学习。并且指示：那个劳改厂厂长应撤职。

实际上，厂长并没撤，只是调离，而且提升了。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事泽东亲自讲了话，到下边也是行不通的。泽东在回答尼克松时说过：“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。我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。他说的这两句话是很真实的。

发生这件事后，我和胡秀云在劳改工厂工作已经很困难。劳教人员都知我们曾在泽东边工作过，纷纷向我们哭诉冤情，领导对我们自然也变了一态度，与其说敬而远之下如说又气又怕，冷淡一边。我们明白，必须调走了。

有位朋友曾在中南海文工团（此团1959年解散）拉手风琴叫孙亦林。他说广播局属中央，政策掌握得好，领导作风正派，劝我去那里。我打电话找汪东兴，汪东兴有些不耐烦。我和胡秀云商量商量，决定再次求泽东。

这次，泽东是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接见我。更衣室也是他的休息室，有办公桌。沙发和木板床。和香书屋一样，双人床有一多半堆放了书籍报纸。

我汇报了自己的境后，泽东也很为难。组织原则.他不便总是手基层工作，何况汇报问题的人曾经在他边服务过。他思考着说：“官僚主义不是一两，我不可能一个一个。有什么办法能在全国扫除一下？…”

一阵沉默之后，泽东问：“那么，你想调哪里工作？”

“我想去广播事业局。我犹豫一下，小声说：“主席，是不是别通过汪东兴了？您直接让秘书找一下梅益就行。他是局长。”

泽东摇：“我不了解他，不熟悉他。我还得找汪东兴。”

我搓着手，不好再说什么。

“这样吧，我就找汪东兴。”泽东立起。“我就要开会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回会通知你的。”